网络环境下个人隐私权再认识

2019-06-11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 费安玲

    当前,网络正以势不可当的力量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2019年2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披露的信息:从1997年到2018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从62万增长至8.29亿,互联网普及率从0.03%增长至59.6%;手机网民规模达8.17亿;网民搜索引擎用户规模达6.81亿,占全部网民的82.2%;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6.10亿;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4.06亿;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6.00亿;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已分别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合规接入;购买互联网理财产品的网民规模达1.51亿;微信朋友圈用户使用率为83.4%。就个人隐私权的立法规则而言,我们应当正视21世纪网络发展环境下个人隐私权救济所面临的三个关系,在此基础上设计相关的法律规则。

    1.个人隐私权范围与网络生活便利舒适度之间的此消彼长关系。个人隐私权所涉信息范围,取决于权利人将个人信息控制在私人领域的意愿。权利人越是将自己私人信息控制在不披露范围内,其隐私权所涉信息就越多。但是,网络的出现与发展,对个人信息隐私性带来了严重挑战。在网络环境下实现生活舒适、交易便利的同时,人们的隐私性信息范围却在萎缩。个人生活与网络联系越密切,其舒适度就越高,但同时个人信息隐私程度就越低。个人隐私权的范围与网络生活便利舒适度之间表现出强烈的此消彼长的关系状态。因此,在立法中,需要明确个人将自己的信息从隐私状态变为公开状态,系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被法律强制披露的除外)。换言之,提供网络产品或服务者,不得强制个人披露与所提供服务无关的信息。

    2.隐私信息的获取及其整合与网络技术的底线控制之间的关系。我们应当在立法中对通过网络技术整合他人信息行为做出明确的强制性限制,尤其需要在储存、传送个人信息时采取加密、无法让他人自由读取的保护措施,以便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在极小范围内不得不披露的隐私信息不被该范围之外的他人所获取。

    3.隐私权人的意思自治范围限缩与法律的底线控制的关系。在网络环境中,人们与网络服务的接触路径多被各种格式条款所约束,对权利人隐私信息的收集许可,全部隐含在这些格式条款中。因此,在立法中,在规定隐私权人选择同意提供自己的信息并许可整合,即意味着其放弃该信息作为隐私权客体的同时,应当通过法律规则强化对旨在通过格式合同条款限缩隐私权人意思自治范围的行为控制,对其设定明确的法律底线。

责任编辑: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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